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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對談 | 阿來:願你面前的道路是筆直的
來源:浙江文藝出版社(微信公眾號) |   2021年01月12日09:58

在《塵埃落定》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的二十年後,在2020年即將“塵埃落定”時,著名作家李敬澤、著名電視節目製作人及導演關正文於12月27日來到了中國現代文學館,參與了題為“一部暢銷經典的成長之路”的文學對談活動,知名讀書博主都靚主持了這場活動,出版人曹元勇也參與了對談。

因為成都散不開的霧,飛機遲遲無法起飛,阿來未能來到活動現場。他坐在家中的書房,以視頻對話的形式,與現場嘉賓一起分享了《塵埃落定》背後的故事,以及這部文學經典二十多年走過的歷程。

對跨越了各個年齡層的讀者來説,他們隔着屏幕,見到了久違的作家。

此次文學對談活動有哪些精彩內容呢?讓我們一起來回顧。

01

阿來:作家追求的一個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獲取文學作品的某種永恆的興趣

都靚:大家下午好,感謝大家冒着今天的嚴寒來到我們的活動現場,我是今天的活動主持人都靚,很高興因為阿來老師的《塵埃落定》跟大家在這裏相聚。今天我們也特別榮幸地邀請到了作者阿來老師,同時我們會用一個特別的形式跟阿來老師見面。

阿來老師其實在今天的5點左右就已經來到了機場,但是飛機因為天氣原因沒有辦法起飛。這也象徵了我們文學道路上可能遇到坎坷,但這是一條一定會在頂峯相遇的道路。引用我們曹社的一句話:塵埃永不落定。我們用掌聲歡迎屏幕那一邊的阿來老師。

我們今天的第一個問題,首先問我們屏幕那邊的阿來老師。距離《塵埃落定》的首次出版已經過去了20多年時間,這麼長時間的跨度,這部作品沒有慢慢消失在大家面前,反而更加歷久彌新,變成越來越受歡迎的作品。對於全新版本的《塵埃落定》的出版,也對於我們新時代的讀者,阿來老師有什麼想跟大家説的?

阿來:我想一個文學家,一個寫作的人所要追求的一個最重要的目標就是獲取文學作品的某種永恆的興趣。今天的社會充滿變化,但是我認為經典作品構成了文學史的一個非常恆定的精神內核。我覺得文學書寫總是在考慮變的事物,但也要充分地注意到,甚至是充分地堅持住文學不變的東西。

都靚:不知道今天早上飛機延誤的這個經歷有沒有讓你想到《塵埃落定》剛出版的時候。因為它的創作時間是在1994年,首次出版其實是1998年了,這中間也有過坎坷、輾轉,能給我們講講這四年時間的坎坷嗎?

阿來:1994年,大概也就是冬天,我寫完這本書,後來當然想要出版。中間書稿確實是去過一些出版社和一些雜誌社,但是大家當時提出説恐怕有些東西不符合當時的條件,要出版可能就要做修改,然而我覺得我傾注了很多精力在這本書上,並且從我讀過的書來看,我覺得我寫的這部小説完成度還是很好的,所以我就堅持不改了。後來就遇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人,他們説這是“藏族《紅樓夢》”,我當時不太同意這個定義。今天現場的關正文那個時候在《小説選刊》工作,我那時也不認識他,我們很偶然去過一次文學活動,我們住在一個房間,我這個人也不善言辭,好在他很熱情、很主動,他主動詢問我你手裏有沒有什麼東西,我就開始講,然後我們越講越興奮。其實是其他雜誌先發表了小説的一點章節,《小説選刊》是轉載的,結果《小説選刊》率先發表了全文。

正文離開文學界在電視界發展也非常成功,所以在這裏要表示祝賀和感激。在出版之後他又張羅了這本書的研討會,那時候我還是三十出頭,李敬澤老師更年輕,我還記得他在研討會上的發言。研討會也不允許講那麼長的東西,但是他寫了一篇非常驚豔的文章。如果説《塵埃落定》在文學上有所貢獻,我覺得他把這個貢獻説得很清楚了,非常到位,讓我心服口服。這個文章就叫做《為萬物重新命名》。所以今天看來,不僅這本書存在20多年,這本書也跟它的批評者、出版商,跟我們下面的這些優秀讀者,一起建立了一個良好的互動關係。我看到這兒有一個題目——“一部暢銷經典的成長之路”,大概就是這個樣子,所以再次謝謝敬澤,謝謝正文。

都靚:接下來,請關導跟我們聊一下您第一次見到《塵埃落定》全文的時候是什麼樣的心情,是什麼樣的契機發表了它?

關正文:先得澄清一下,因為很多人把《塵埃落定》的整個出版故事説成好像有什麼人發現了阿來,包括我們的邀請函也在講“金推手”相關的話語,其實並不是這樣。阿來剛才回憶起我們兩個在張家界,張家界當時有一個組織叫“筆會”,大家一起去張家界玩。每天晚上男生就會換着住,有一天我們兩個就住到一個屋子,一開始沒説作品的事,只説了雜誌的事,因為那時我在《小説選刊》工作。

我那個時候就問阿來在做什麼?他説在編一個小雜誌,然後就拿出他的雜誌,那個雜誌叫《科幻世界》。但是當時我的見識特別窄,沒聽説過《科幻世界》,他讓我給他提提意見,我竟然真的開始認真地提意見了,説了半天。

然後,我忽然問阿來《科幻世界》印多少份?當時《小説選刊》副刊,大概是從2萬成長到5萬冊,大概是1995年、1996年,那時文學已經沒有敬澤他們辦《小説選刊》那樣的一種社會氛圍了,做到5萬已經很不錯了。所以想當然地認為,我們是中央級刊物,地方級刊物可能就遠遠不如我們了,更何況還是科幻的。我跟阿來説了半天就突然問他,你這個雜誌印了多少份?阿來回答八十幾萬冊吧。

他跟我説完這個以後,當天晚上談話就停止了。後來我才知道《科幻世界》是一個非常有影響,而且深受青少年讀者歡迎的雜誌,而且阿來在那裏幹了非常久,大概是前幾年他才離開了《科幻世界》。

這是我們兩個相見的時候的經歷。臨分別的時候阿來才給我稿子讓我看一看。現在想起來當時我們還年輕。實際上我儘管跳槽去影視方面,但是離文學一直沒有太遠,因為我一直覺得文學是指導所有藝術創作的最基礎的東西。

今天的出版業可能也和影視的感覺一樣。我現在觀察影視,其實有一個特別不好的感受,整個影視,尤其是視頻方向,對流量的追求幾乎是唯一的價值觀,誰有流量,什麼樣的東西有流量,受眾越愛吃的會供應得越多,這都是所謂的大數據邏輯和資本邏輯。但是在這種邏輯之下,實際上新人更難出來,而且大家都變得趨炎附勢,比如説一個小鮮肉出名以後可能自帶流量,然後一批人就撲上去,只做這一類的,包括真人秀等等。其實當初的出版界也有這樣的問題,更有名的作家出的作品更好賣,但當初的出版,我們還有一些比較出於本質的,出於初心的和自己文學直覺的東西,而沒有更多地考慮它如果沒有名氣,並且比較大篇幅使用會不會影響銷量。當時沒有這麼強的概念,我覺得這個是過去和今天不太一樣的地方。

第二,剛才阿來説的那個研討會上,敬澤當然講得非常精彩。實際上那個時候我跟敬澤在那個羣體裏面都是晚輩,當時北京幾乎所有的活躍的文學評論家都來了。那一圈都是當時的文學評論大家,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當時幾乎所有人都給這部作品非常高的評價,我和阿來坐在會場的角落,阿來一直非常淡定地聽着,所有人都説他是“中國的馬爾克斯”,但他們説阿來是中國的任何人他都沒有表情,反正就是這樣聽着。我問他什麼感受,他説這不是應該的嘛。他這樣其實也不是自信,他就是特別淡定的一個人,他就是覺得這些都是客觀情況。

都靚:感覺是凡爾賽文學的鼻祖。

關正文:是有點這種感覺。阿來知道凡爾賽文學是什麼嗎?

阿來:不知道,我猜是法國宮廷的事情?

關正文:用文藝的方式炫富,用假裝低調的優雅的文藝的方式炫富,那叫凡爾賽文學。但是這個精神的凡爾賽跟物質的凡爾賽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02

李敬澤:阿來要為這個未被表達的世界命名

都靚:下面,想請幾位老師聊一聊目前的審美情趣的趨向。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流行文化,各位老師怎麼看目前的情況,即年輕一代的讀者或者年輕羣體,要怎麼樣去培養自己經典化的,或者更好的審美情趣呢?曹社作為我們一個知名的出版人和編輯人是怎麼去挑選這個作品呢?

曹元勇:我想優秀的作品和優秀的讀者,就像一對要戀愛的人一樣,是早晚會相遇的。兩個人生下來的時候雙方都不會知道另一方在哪裏,但是兩人終會在茫茫人海中相遇。我想《塵埃落定》也是一樣,最早在1998年出版,當時敬澤老師早期寫的一篇文章《為萬物重新命名》,有一本書裏面收了這篇文章,下面還標註了這篇文章是1998年《塵埃落定》剛剛出版時寫的。

到今天如果有人碰到了這本書,在閲讀的時候,這個優秀的讀者同樣可能會獲得敬澤老師通過閲讀這本書所得到的認知和新的發現。至於説這個發現你是讀了一本《塵埃落定》,還是讀了一本中國的《百年孤獨》,還是説讀了一本中國的某本書,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讀了這本書之後,心裏能夠被刻下深刻的印記。阿來講的“永不落定的塵埃”,裏面的很多細節、很多故事、很多情緒和詩意的片斷,就在你心裏永遠留下了烙印,這個比你喝一杯咖啡、吃一頓紅燒肉留下的印象要持久得多。這就跟戀愛一樣,只要你曾經戀愛過,必然在你的心裏面留下一道印記,哪怕你後來失敗了,也永遠忘不了它。我想有很多好的作品,只要遇到了,就是好事。

很多讀者會跟着我們時代的趣味,也就是我們媒體的引導,今年給你一個書單,明年給你一個好書榜,或者是某位網紅的薦書,然後大家一窩蜂地都去買這個書。我覺得對我們中國讀者來説,能讀書首先是好事,如果説一個讀者內心的這些東西慢慢在閲讀當中被激發出來,他早晚會碰到這本書。所以《塵埃落定》的讀者,從高中到大學,一代一代,一批一批地湧現,這就是説為什麼經典早晚會和相應的讀者相遇。

都靚:也就是經典的歷久彌新。那敬澤老師你覺得怎麼培養目前青年一代的文學情趣呢?

李敬澤:現在一談二十年前的事容易變得老氣橫秋,但是我也確實覺得有些意思。我們現在回想起來,就是中國的當代文學,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我們通常把它叫“新時期文學”。新時期文學裏總是要講80年代文學,大家認為80年代是一個英雄時代,傳奇性的時代。當然80年代確實是這樣,幾乎是在80年代產生了至今都還站在那裏的一大批龐然大物。我們現在要談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作家,現在的龐然大物們幾乎都還沒有退場,這確實是80年代的厲害之處。

但是我覺得特別有意思的是,其實90年代也非常重要,因為當代文化或者是新時期以來的中國文學,其實真正的成就大部分在90年代。我們現在所能夠列舉的銘刻在我們記憶中的一系列作品,包括《白鹿原》《長恨歌》等等,大部分是落在了90年代。所以到1998年,《塵埃落定》的出版,可以説是給這個結出豐碩果實的90年代,畫了一個句號。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確實有時候每一部書都有每一部書的命和運,這裏面既有人力,總要有作家拼着命把它寫出來;同時其實任何一部書也是在一個非常特定的時代環境中、一個文化氛圍裏獲得它的最初的動力。現在仔細想起來,每一部書獲得最初的動力、踏上它的最初的征程的過程也確實是很有意思的。就《塵埃落定》來講,這個故事肯定比今天講的還要複雜,包括這個書當時在各出版社也轉了若干家,這個原因,應該也有不同時代文學上、審美上的特定風尚。

所以有的時候,事後諸葛亮地説,一個重要作品已經擺在那裏了,但是實際上在當時,其實大家心裏都是沒底的。所以像正文他當時作為《小説選刊》的編輯,是非常有眼光的。我至今也能夠記得他當時是非常興奮的,他興奮地説發現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當時這本書最早是在人文社出版的,當時人文社這本書的主要編輯是張福海,當時福海也對這本書懷着高度的熱情。當時他還管發行,並且説這本書的發行量一定要上去,屬於打了保票了。

現在我們調過頭來説這個書好在哪兒?或者説它為什麼好?在90年代。剛才談到評論家説阿來是“中國的馬爾克斯”,當時阿來面無表情,説實話如果換做是我我也面無表情,我並不認為這對中國的某位作家是多大的誇獎。實際上我們能夠理解為什麼阿來是抱着一個知道別人在誇他的態度聽着,但也沒什麼表情,這體現的因素也是非常特殊的,比如,在80年代我們書寫的西藏和藏族曾經是我們當代文學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先鋒派最早從馬原開始,馬原那時就在西藏。所以,對西藏的書寫,從一開始就是和先鋒文學的引入是緊密相連的,或者是某種程度上講,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我們的西藏或者藏族生活,是一個透過馬爾克斯等人的透鏡去看的。因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説,他成為了先鋒,西藏成為了先鋒文學的一個重要的背景和資源。所以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塵埃落定》實際上有一個反轉。《塵埃落定》實質上不是在透過那個透鏡來看,恰恰相反,它是一個立足在一個本地的、本土的,或者自身的經驗,從這個經驗的內部來寫的,他不是從外部去寫的。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講,《塵埃落定》倒轉了80年代以來我們對西藏、對藏族、對邊地的那種文學想象的方向。正是在這樣一個倒轉的意義上,還真不能説阿來是中國的某位作家。他就是阿來,他寫的也並不是要有一個目標物,比如我要把中國的東西處理成馬爾克斯,或者説我炒一盤菜,炒完了像馬爾克斯的那盤菜,並不是這樣。是他在做自己的這道菜。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塵埃落定》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新的文學經驗和生活世界的視野。這就回到我當時寫的文章《為萬物重新命名》,為什麼要説《塵埃落定》是“為萬物重新命名”?因為就這些經驗而言,藏族的生活、邊地的生活,所有這些東西實際上是沒有在我們的文學中被充分地打開過的,是沒有被賦予形象,沒有被賦予語言,沒有被給過一個表達的,等於阿來要為這個還沒有被表達的世界命名。

03

阿來:當我被興趣激勵時,寫作的衝動自然就出現了

都靚:接下來,再問一下阿來老師,您能否跟我們分享一下,是什麼契機讓你走上了作家這條道路的?

阿來:我們這一代人比較貧窮,在農村是很艱苦的。有一個地方招募民工修水電站,我就到那裏勞動了兩年,當一個水電站大壩的工人。後來1977年就傳來消息要恢復高考,我就去參加考試,後來又回到學校當老師,回到學校就意味着找到了一份拿國家薪水的工作。之後我在鄉村學校教書,這就解決了那個時候很難解決的生計問題。因為我到底是受過一點教育,唸書識字的人,所以就對知識有嚮往。而在我們那個地方學科學類的知識有點困難,文學是讀得懂的一個,但找本書都不容易。

好在我當了五六年老師以後,我教書的那個學校建了一個圖書室,有五六千本書。那個時代不像今天,除去一些字畫書,圖書室裏大部分都是古今中外的文學經典,我的基礎都是在那裏打下的。像打遊戲一樣,那個時候一天晚上讀一部長篇,讀到天亮為止,也不覺得累。

之後就發現,那些作家也是除了依靠天分和他們的追求以外,更重要的還是在依賴他們當時的個人生活經驗,那我們不是也有個人經驗嗎?所以它就會促使我去思考一些人生當中不常思考的抽象的問題,命運等等,或者我們跟周圍社會的文化、地方歷史到底有什麼關係,文學就會引導我對這樣的事情產生興趣,當所有這些興趣激勵我去了解時,終於有一天那種寫作的衝動自然就出現了。大概就是這樣。而且更重要的是當年的出版,包括當時正文起的作用、敬澤起的作用。今天既然要回顧,我就把這個故事説地完整一點:

完成《塵埃落定》已經過了三四年時間,那時若干家出版機構沒有出版,結果有一年人民文學當代雜誌的兩個編輯來看四川紀實作家鄧賢的小説,怕他的稿子被別的出版社要走。晚上大家就一起聊天。後來他們就給我説想看《塵埃落定》的稿子。

過了一個月他們就説要出小説,這就牽扯到第二個人了。當時社裏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後來就有了張福海。張福海那時候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行部的副主任。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北京的一個電話,他説他是張福海,説我得到北京來一趟。他説他今天做了一件事情——前兩天編輯部把稿子發給他們看,因為他們説《塵埃落定》的這個合同簽得有點高。有多高呢?我記得當時是2萬冊,現在這個説不上高,但是他們當時覺得一個新人的書,上來就是2萬有點高了。他就問編輯部要了一套打印稿,就在辦公室看,看了一下午,看興奮了,結果回家又看了一個通宵。於是第二天早上他去給社長説這個書印少了。社長問他要多少,他説反正2萬少了,要多印一些,社長説那就多印一些,如果完不成任務今年的年終獎就不用要了。

他當時從辦公室出來就覺得有點心慌,所以讓我到北京做個宣傳。然後我就到了北京。那時候也不流行開新聞發佈會,就一天見一個媒體的記者,吃個飯,喝個咖啡,然後又見另外一個記者。當年的出版時間是年底,我記得當年的銷售時間只剩下大概2個月,剛才敬澤也講了,書也有命,但是《塵埃落定》比別的書要賣得多一些,所以這也是書的命。人有命,好像書也有命,就一直到今天還在延續。這大概就是當年《塵埃落定》在北京出版的過程以及關係到的人和事,這是比較完整的版本。

都靚:確實,一本新書,首印5萬冊,這在當年是非常了不得的。

李敬澤:5萬冊在90年代不算多高,但是那時候沒人知道阿來,等於突然放出一個新作家的長篇,現在還不一定敢這樣做。

都靚:我想問一下關導,您認為是什麼原因,這本小説是什麼特質讓它能有這樣的運氣——謙虛來講是運氣——能夠歷久彌新,到今天依然被這麼多人看到,依然能夠再版。

關正文:我做過一個節目,叫“一本好書”。當時我的動機就是總覺得需要再給文學再做一些推廣工作。但是當時的公共平台上沒有這種讀書節目了,包括中央電視台的“讀書時間”什麼的也都沒有了,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做一個讀書的節目。我們節目的方式也需要更新換代,所以我就準備把那些書做一些情節化的演繹。第一季鐵定了就會選《塵埃落定》。當時是請了徐帆他們幾個演員過來演的,我把阿來老師請到北京把關,另外現場涉及到的一些民族風俗、習慣,也跟演員們都交流一下。

我印象比較深,當時阿來當然認同我的改編版本,但是他也説了一句,他説沒想到你看中的是這些方面。我當時就有一個意識,比如剛才敬澤説的是一個視角,我看的可能是另外一個視角。大概是在面對同一本書的時候,可能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視角。但是大家這麼説的時候,其實我並沒有這樣的感受,我總覺得大家看的其實都是一本,直到連作者都這樣説的時候,我才發現大家看的東西真的不一樣。

第二個就是我眼裏面看的是什麼。在90年代中末期的時候,《塵埃落定》是超越當時主流的文學視角的,它的世界觀是完全不同的。按我的理解説,它是從藏族出發的,但是它既不是藏族的文學,甚至也不是一個民族的文學,它具有比較明顯的世界性。

我最近在做另外一個我們自己的項目,是重新敍述歷史。我通過查閲考古資料發現,殷商時代實際上是經歷過所謂城邦制的。實際上在阿來寫《塵埃落定》之前,他就已經非常熟悉當時他們家鄉周圍的那些土司的歷史。現在回想起來,其實那些土司很像是我們今天一般意義上説的“城邦”,或者是幾百公里範圍的一個領主。所以我一直感覺到它是一個人類社會的縮影,它包括了比如人類社會的經濟關係、階級關係、王朝,以及不同的土司象徵的不同的城邦。往大了説更像是今天不同的國家,大家此消彼長的一種關係,包括戰爭關係,也包括了婚姻的關係,還包括了貿易戰。

所以,我覺得它更像是一個人類社會的微縮景觀。因為有了這樣一個宏大的世界觀,我也覺得塵埃永遠不會落定,它不會隨着土司制度的消亡而消亡。因為有了這樣大的一個世界觀,所以它給我們提供了人類社會的觀察、經驗,以及對人性的觀察,在我看來都是非常豐厚的。所以我一開始就覺得它是一個屬於世界的文學。剛才説一本書有一本書的命運,但是一個作品其實還有多角度的命運,因此我最大的遺憾是《塵埃落定》這麼好的一部原著,到今天沒有一部好電影。電視劇本身拍得也不太好,儘管是非常著名的演員演的,但是我覺得離原著的水準差距非常明顯。

都靚:其實也是文字的魅力,它給我們更多的想象空間。

關正文:《塵埃落定》從文學程度上,已經被翻譯成很多種文字,實際上已經世界化了。但是它如果拍成電影的話,可以為中國更多的人瞭解,另外也可以被全球的人所瞭解,因為它是一個世界性的題材。

李敬澤:它的特殊性在哪裏呢?放眼全球,那個是完全架空的,是一個完全的異託邦。但是無論是《塵埃落定》,還是阿來後來的作品,整個一系列的作品,它們並不是架在空中的,它確實有一個牢固的根基,那就是邊地和藏族七八十年來的社會歷史的變化。但是它的特殊性在哪裏呢?一方面它有牢固的社會歷史根基,但是另一方面,很多最早的讀者,包括最早喜歡《塵埃落定》的讀者,也還是把它當做一個異託邦來欣賞和接受的。

所以這樣兩個角度都有,它們相互衝突,實際上也能夠並存。這是《塵埃落定》非常具有特殊性的地方,所以它也造成了改編的困難,電視劇捏不住那個感覺。

關正文:但是也呼籲一下,今天正好有媒體在,一個是《塵埃落定》的電影問題,另外一個,特別是版權方面的問題,阿來還有一部特別重要的作品《格薩爾王》。説實在話,編輯看到好東西興奮是應該的,《格薩爾王》我看了之後也是特別興奮。我只跟阿來説過一次,《格薩爾王》這個題材如果改編成電影是非常好的。從文學作品,無論是從出版的角度還是從文學作品價值的角度看,阿來的這一本書,真的是出神入化,是沒辦法用言語表達的。雖然現在很少被大家提到,但《格薩爾王》真的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作品。

04

阿來:我的寫作確實受到了民間文學的影響

都靚:每一位作家都會對自己的作品,包括作品中的人物傾注很多心思,無論是自己的投射,還是自己的心血。阿來老師,現在回到這本《塵埃落定》,小説的主人公二少爺是一個大智若愚的人,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您是怎麼想到要塑造這樣一個角色呢?這個角色在您心目中是什麼樣的存在?

阿來:這個角色有既定的現實經驗的來源。大家會發現,雖然土司家族都是一些小地方的豪強,其實他們的家族構成跟王朝有一點相似——他們的先祖都文武雙全,但一代一代傳下去最終會走向衰落。不光是精神上的衰落,很多時候也是生理上的衰落。之後他們的後代就失去生存能力,最後甚至變傻。土司家族經過二十代、三十代以後,結局和皇族是很類似的,我就認識兩三個他們的後代。然而如果只是寫出這種東西,又沒有什麼意思,這時候我得承認當時確實受到了民間文學的影響。那段時間我經常讀卡爾維諾,我就注意到了一個問題,卡爾維諾除了有想象力很強的小説以外,他還收集童話,以及民間故事,實際上他的小説創作中也使用了很多這樣的元素。

我們剛才講到《格薩爾王》,其實藏族是有兩個民間故事系統的,其中一個主人公是一個皇族,降落在人間;還有一個可能大家不常關注,叫阿古頓巴。阿古頓巴跟格薩爾不一樣,他屬於弱勢羣體,和強壯的人比較他是弱小的,跟富人比較他是貧窮的,跟有文化的人來比他是無知的,因此他也是底層社會的代表。但在民間故事這個系統裏,他跟所有比他強大的人鬥法都能取得勝利,而且取得勝利的方法是非常本分的,沒有特別複雜的圈套。反而那些強人對付他的時候都用一些特別複雜的圈套,而他只是用簡單的方法來應對。大家知道藏族全民信教,但阿古頓巴也藐視那些掌握教權、話語權,掌握信仰的人,他也跟他們鬥法,都取得了勝利。我就想,在將來我有能力寫一個角色的時候,我可能要向民間文學學習,當然不是照抄,我要寫出相似的審美和價值觀。這種想法後來有一部分就在這個傻子二少爺的身上實現了。我曾經寫過一個短篇小説叫《阿古頓巴》,我把這個人的形象重新梳理了一次,也有人認為這是我年輕的時候寫得比較好的短篇小説之一。

所以總的來説就是不按常理,但它是基於最簡單、最樸素的邏輯的,而不是我們過度複雜的那些系統裏的東西。民間文學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滋養,不是説要完全照搬,而是民間文學這樣一種對人的判斷,對人塑造的方式,給了我啓發。

都靚:就像剛才幾位老師講的,您的寫作根植於現實,或者説根植於藏區的風土人情。最近大家一定聽過“丁真”這個名字,他最近走進了大家的視野,他來自川西藏區,跟阿來老師是一個地方的。

阿來:這個我知道。我這兩天主持的一個活動就在丁真老家那個縣,叫理塘縣,可能將來我下一部作品跟那個地方有關係。還有丁真他們縣的旅遊公司,我下鄉都是他們給我當導遊的。

都靚:您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您和丁真的家鄉有什麼特別的風景或者當地有意思的的風俗嗎?

阿來:我們那裏有個“天空之城”,那是四川海拔高度第二高的縣城,四千米。它是過去進藏大道上重要的地方,現在我也經常到那裏去。我在追尋過去真正的茶馬古道,有些東西他們是沿着這個公路展開的。這個縣距離丁真家鄉的那個雪山有200公里,那個茶馬古道保持得很完整,清代的時候就在這裏修過驛站。過去只有茶馬古道,後來的公路也是沿着這個茶馬古道鋪設的,到今天為止也是完整的,沒有被現在的進藏的318線公路覆蓋的,風景也非常漂亮。下次我要寫一寫這條古道,當時古人的主要的活動區域就在那些地方,今年7月份我還專門走了一趟。

都靚:那裏的風景確實非常美,或者説不同的風土人情很好地激發了創作者創作的方式,也期待疫情結束之後能有越來越多的人再次關注到祖國的絕美風光。

下一個問題想問一下曹社。您是以什麼樣的思考,什麼樣的契機決定在20年這個時間結點上重新推出這本經典作品《塵埃落定》的?

曹元勇:《塵埃落定》是一部當代的經典小説,剛才敬澤老師和關導也講了,每一個讀者,甚至每一代讀者在讀這個書的過程當中關注的點是不一樣的。這樣一部經典,或者説能讓人讀過之後在心裏留下很深的印象或者影響的作品,它的內涵是非常豐富的。

我們這一代做出版的,可能比關導和敬澤老師在《人民文學》做編輯時要幸運一點,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太幸運。原因是80年代應該算是漢語文學“爆炸”的年代,出現了那麼多有衝擊力的作品,在語言、故事、和想象力上可謂出類拔萃。到了90年代,確實有幾部長篇,就不再像80年代時那樣非得像什麼才行——比如像福克納、馬爾克斯,或者像結構主義,當然那個時候這也是批評界的一個趣味導向。但是到了90年代幾部長篇出版以後,我們才發現這些才是漢語文學,以及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學。這些作家在寫作的時候不再望着像馬爾克斯那樣的高山了,這時候他們自己已經成為了高山。當時我在《花城》雜誌看到了一篇中篇小説叫《行刑人爾依》,就覺得中國以後會出這樣一位高山般的作家。阿來的語言非常冷靜,非常地道、客觀,我當時覺得阿來的語言如此之好,令人驚歎。所以那時候我對阿來的作品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語言。

李敬澤:阿來的語言,包括《塵埃落定》裏面的,以及他後來作品裏的語言,是很特別的。這當然也可能和他的藏族背景,以及語言背景有關係。比如《塵埃落定》,小説從第一頁翻起,沒有成語。他的語言是透明的,就像第一頁所講的,是一個孩子睜開眼來,所見即所得,然後用語言來把看到的事物表達出來,但是他腦子裏面並沒有預裝的系統。而很多人,腦子裏已經裝了一套語言系統,又是成語、又是修辭。看到顆棗樹,我們都立刻會想到魯迅説過的“一顆是棗樹,另一顆也是棗樹。”我們腦子裏早已裝了很多這樣的東西。很多時候我們的作家,我們的文學語言,也是早已有了很多鋪墊。也就是説,實際上我們的文學語言,很多時候難以做到透明。什麼叫透明,就是語言和事物之間的關係是語言直接貼到事物中去的,不需要經過李白、杜甫等等鋪墊,而是直接像個孩子一樣把語言貼到事物中去。阿來的小説就是這樣的,直接,所見即所得地把語言貼上去。

所以話又講回來了,語言的創造力是什麼,這就是語言創造的表現。語言就是用來命名事物的,但是我們一般人做不到。一般人只要一張嘴,我們覺得我們確實在説自己的話,實際上説的全是別人已經説過的話、別人已經用過的語言,別人説過的詞語全在這裏了。但是阿來有這種了不起的直接的力量,他依然能夠保持着語言與事物之間的直接性,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這確實是他的魅力和力量的一個很重要的來源。

關正文:剛才敬澤談到語言的重要性,我想起阿來跟我講過的一個小故事。有一段時間他住在一個很邊遠的小房子裏,周圍沒有別的可以聯繫的地方,就是一個小屋子,也沒有書。那個屋子裏面,糊牆壁和頂棚用的是漢語的報紙。然後阿來就一直在讀牆上的報紙。他説這就是他對漢語的語感的建立,與漢語的美妙關係的建立。這個詞可以這麼組合,那個詞可以那麼組合,就是在那個過程中完成的。説實話,當時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天才,即使是以漢語為母語的人都很難擁有那樣的語感,更何況阿來是藏族人,而且阿來是通過報紙獲得的。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出來報紙上的文章裏能有什麼語感,但是阿來就將語感建立起來了。

阿來:那時候我十三四歲,上完學回到村子裏幹不動重活,所以就在山上放牛。旁邊的高山上有一條公路經過,偶爾橋樑、道路有毀損,就會來一羣工程隊的人修復那些受損橋樑。工程隊在那個橋頭建有一座房子,那個房子很簡單,四處漏風,就用報紙糊牆,後來我就到山上的空房子裏面看那些糊在牆上的報紙。有一次我讀到了一個片段,這個片段讀起來跟那些個頭版頭條不一樣。後來又讀到了一篇與眾不同的文章,後來才我知道那是魯迅的文章。魯迅高明的地方,是他的修辭和語言方式。到今天為止,我對魯迅的那種語言方式也是很迷戀的。在同時讀到這兩種不同表達的時候,才發現原來説話有這麼多不一樣的方式。後來我有個初中同學,他們家居然有一套《魯迅全集》,我就在他們家一本一本換着讀,把一套《魯迅全集》看完了。所以那時候(接觸到的語言)剛好是對照的,報紙上的語言非常粗暴,讀到《魯迅全集》才發現了另外一個世界。我自己早年對於語言的痴迷就是這麼建立起來的。

都靚:作為母語非漢語的作家,這是很特別的成長經歷。

李敬澤:阿來這種使用雙語的背景,這種母語非漢語的背景確實給了他一種語感。説實話,經過語文教育的洗禮,我們的語言已經自帶了大量渾濁的東西,或者可以説是語言擋住了我們眼前的東西,而沒有讓我們更加清晰地看到事物的樣貌。比如天上的月亮,現在讓我們形容那個月亮,我們就會發現無論我們用的辭藻多麼華麗,但實際上是從李白到蘇軾在一起幫着我們説,所以説了半天都是別人眼裏的月亮,我們自己的月亮反而寫不出來了。而阿來,或是説《塵埃落定》,無論是現在的中學生還是大學生,讀來都是有好處的。讀這樣的漢語真的有助於我們直接看清語言,明白怎麼能夠不被擋着去形容事物。

曹元勇:敬澤主席講得非常對,我記得你在《為萬物重新命名》裏面就講過《塵埃落定》是怎麼寫出來的。阿來原來是一個藏族小孩,突然下決心開始學習漢語,把漢語背後的很多歷史積澱的東拋棄掉,然後用純淨的漢語重新寫出這樣一個非常棒的作品。

我再回答一下今天為什麼還要做這個書。第一,這是一部經典作品;第二,我確實很喜歡這本小説。現在很多書需要講版權,就像改編一樣,正好有這樣一個幸運的機會,能夠做阿來的書。從另一種角度説,推出經典作品已經是比較容易的。從這樣一種角度,今天用一種新的方式,帶着新的內容給新的讀者是一件很榮幸的事情。

05

關正文:文藝作品不能“唯流量論”

都靚:謝謝,我也特別感動。《塵埃落定》能夠在20年之後再出發,帶着這種歷久彌新的積澱繼續上路,給現在更多的年輕人一個非常好的指引,文學上的一個選擇。

接下來,請問一下幾位老師,代表目前很多熱愛寫作的年輕人來問。阿來老師當年橫空出世,比較有天賦。幾位老師對於有一些懷揣着天賦,也想去從事寫作這個行業的年輕人有什麼建議嗎?

關正文:寫作是這樣,從我現在從事的行業裏看,寫作可能分成兩類。有一類是商業化寫作,寫作就是為了銷量的,這種作品寫了就是為了服務讀者的。另外一類叫真正意義的寫作。我自己當然是只崇敬這種真正意義上的寫作的,因為商業化寫作更像是工業化的生產,那些寫作其實也跟生產垃圾差不多。很多讀者愛看,那就讓他們去寫,他們最主要的價值就是能夠輔助所謂文化資本掙錢,他們能掙好多錢,這也是大家都很快樂的事情。但是至於讀者得到什麼,似乎這件事情大家都不太在乎。

我覺得中國現在要想辦法,能夠讓新一代的阿來、新一代的李敬澤,也包括讓現在的阿來、現在的李敬澤的聲量能夠更大一些,他們的影響能夠更多一些,影響到普通人的日常的生活和閲讀,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因為現在主流的聲音發出去的時候,確實還是面對着大量的被娛樂化所裹挾的另一種產品,會淹沒在裏面,他們的聲量比我們年輕時候要小得多。

在我們年輕時候,如果一部好作品橫空出世,經常會出現洛陽紙貴的情況。我們那時候跟一些作家住在一個小的板房裏面,這些作家經常發表一些爆款的報告文學,也能發表很好的小説,甚至有的時候真的只是一個短篇、一箇中篇,就能夠讓全國的讀者熱鬧好久,當初《塵埃落定》出版的時候也是這種情況。阿來在“人民文學”的地下室接待記者,短短的時間裏,最少有七八十家媒體同時進行報道。這個在今天不算什麼,但是在那時候北京一共才兩三家媒體。可見當時這本書的影響力。

都靚:就是説在現在的環境下,嚴肅文學或者純文學可能已經失去了之前的那樣一個優渥的環境。

李敬澤:我們這些老同志都老了,要防止我們老同志一開口就説:現在怎麼樣,過去怎麼樣,或者是好像過去就比現在要強得多。實際上其實每一代都差不多,就算在90年代的時候,我們一樣會覺得那時候的環境也是風雨飄搖的。

話講回來,我們一定要記住這句話:任何一個時代都不是妥妥地為文學服務的。時代並不是圍繞文學來建構的,任何一個時代都不是。文學必須在每一個時代裏都面對自己問題,面對自己的挑戰,做出自己的努力;每一個時代都有這個時代的勝利者、失敗者。而且我也依然有巨大的信心,無論是在90年代還是現在,那些真正具有極高文學價值的,同時又能夠有力地迴應這個時代內在精神欲求的作品,都會在各自的命運裏最後站出來,留在那裏。

至於年輕人怎麼樣,這個東西我不是沒有興趣,其實和正文一樣,我也覺得我不老。到現在我也覺得,我依然要向我們這個時代的豐富、複雜的經驗敞開。但是有一點,我倒覺得不僅是對年輕人的忠告,也是對我們自己的忠告,這個世界上有好東西。這個世界上怎麼會沒有好東西?我説的是文學,是經過一代一代的讀者反反覆覆地確認下來的東西,有自古傳下來的東西,也由過去十年經過千錘百煉留下來的東西,也有經過二十年千錘百煉留下來的一本東西。

所以有人天天都表現得很焦慮,説現在市面上有這麼多書,卻沒好書。不可能沒有好書。況且誰能説,要把2020年出的所有的新書都讀一讀?我們完全可以不讀2020年的,讀1998年出的那本行不行呢?完全行的。恰恰有的時候,我們的趣味,我們的閲讀不能過於被此時此地所主導。

對於一個一般的讀者,他們想看什麼都行。但是對於一個有志於文學的人,尤其不能讓自己的趣味被此時此刻所主導。要知道,自古以來,自過去一百年來,過去二十年來,過去十年來,我們有過那麼多的好東西,是反反覆覆被證明是好的東西。我覺得一個人要把自己放到這個序列裏來學習和錘鍊,才能夠成為真正的寫作者。

關正文:阿來其實就是個例子。阿來不在那條時間線上,阿來自己有一個時間線,他那個時間線連接得更廣遠。如果你要回到90年代具體場景,實際上當時的時間線是不一樣的。

都靚:我覺得特別感動,在這樣一個很喧囂的時代,今天在座的,包括所有在線平台的觀眾,其實是在幫助文學在這樣的時代留下一片天地,讓大家能夠看到那些真正意義上的好東西。

現場提問環節:

提問1:請問阿來老師最近在創作新書嗎,在寫新的作品嗎?

阿來:剛才已經説要創作新書了,可能過了元旦我就要動手。後天我還要去山上參加他們的跨年活動,然後回來就應該開始寫了,也算是一個祈福儀式吧。

提問2:聽説阿來老師不管在什麼樣的旅途中都喜歡攝影,喜歡拍花,是什麼原因?

阿來:我常年在青藏高原行走,青藏高原是一個地廣人稀的地方,總體來講每平方公里就是10個人左右,剛才説到的丁真的家鄉理塘縣一萬多平方公里,全縣城才不到8萬人。就是這樣一個自然主導的地方,有雪山、草原、河流、山羊。但更重要的就是那裏也是我們中國的生物多樣性最集中、最豐富的地方。我覺得除了人的社會以外,這裏剛好有一個巨大的自然場景,所以我自己也學一點地理,學一點生物學。我也在做一些生物的觀察跟考察,因為遇到的人少,遇到花就拍花,但是僅限於橫斷山區,也沒有四處都拍。

提問3:我們三位嘉賓老師在某一段時間都做過編輯工作,或者發現過好的文藝作品。那我們怎麼發現好的作品,怎麼推動這些好的作品讓更多人看到?幾位老師在這個時代有什麼經驗?

曹元勇:這個讀者可能是一個正在寫作,或者是希望在寫作的道路上有所成就的朋友。編輯怎麼發現一部好的作品,我想可能和作家有點相似。第一,雖然不是要求編輯博覽羣書,但是至少要了解中外文壇一些非常重要的,或者説當下的,甚至近四五十年的一些國際文學的動態,或者説那些好的作品。總之要多讀好的作品。阿來寫完《塵埃落定》的時候,他肯定是在想:我到底是接下來再寫《塵埃落定》這樣的作品呢,還是要怎麼辦?要是接下來寫,寫一個平庸的作品,雖然可以掙點名聲和版税,但是這個作品過幾年也就過去了,“隨風飄散”。還是説跟隨馬爾克斯寫一箇中國的《百年孤獨》,這樣幾年也就過去了。那麼讀者為什麼要讀一箇中國版的《百年孤獨》呢,去讀馬爾克斯的那本書不就可以了嗎?他當時就非常瞭解,他通過閲讀知道了什麼是真正的好作品,編輯也是這樣的。編輯首先需要成為一個好的讀者,然後才知道什麼是好的作品。

另外,編輯要判斷什麼是好作品。今天的編輯的判斷可能跟敬澤老師堅持的那種文學理想又不一樣,我們通常很糾結,是為市場還是為文學價值?我們常常要考慮這個書有是否市場,但是我覺得好的編輯至少還要有底線,比如有些作家,雖然他的書市場非常大,但他有剽竊、抄襲、模仿的行為;有的作品雖然賣得好,其實語言極其糟糕,但是就是有人喜歡看,這種書如果放在我這裏,我是不做的。

所以就像我前面説的,我們最近做的莫言的書,以及外國的作品也是一樣的,我覺得是要有選擇的。不是別人做什麼,我就跟着做什麼,而是選擇像《塵埃落定》這樣的好書。剛才敬澤老師講的特別好,尋找好的作品不一定非要侷限於此時此刻,18年前、20年前的一本好書,再放20年它仍然是一本值得讀的好書。我覺得編輯某種程度上也一樣。當代已經留下了很多經典值得我們選擇,值得通過新的方式或者通過各種辦法,讓跟這本書與有緣分的讀者相遇,這可能也是今天的編輯要做的事情。當然編輯真的有各種各樣的,就像讀者一樣。

前面有説到一個問題,就是青年作者怎麼樣才能成功。我同樣覺得,阿來的例子特別典型。《塵埃落定》出版之後那麼受歡迎,總在排行榜上,很多人問阿來為什麼不再寫一本《塵埃落定》的續篇,或者再寫一本這樣的書,一定會賣得很好。阿來就想到底要怎麼辦,之後,他一下沉寂了好多年,然後寫出了《空山》。當年《空山》是三部曲,後來我們正好有機會重新出版,我就想要研究研究《空山》到底是什麼樣的。後來發現它其實是六部曲,因為它是六本書,每一本都有獨立的結構。阿來當時下了很大功夫寫下了這樣一本書,我認為他不是為市場寫的,他有自己的文學理念和判斷。所以一個作家,一個文學青年,如果要創作,首先要清楚自己的文學理念是什麼,這個很重要。如果和一個理念相近的編輯碰在一起,然後語言和小説內容等方面都比較好,就很有可能會推出好的作品。我們要相信自己,但是絕對不能去模仿或者抄襲,再寫一個和別人之前的作品類似的就沒什麼意義了。

都靚:也感謝每一位不管是作者還是編輯的底線和堅守,仍然能給這個時代創造一些好東西。

06

阿來:我們如果只剩下一個掙錢的標準,這個文化確實是悲哀的

提問4:現在離《塵埃落定》首次出版已經過去了20年,想問阿來老師,在即將邁入2021年的這個時間點,希望新一代的讀者從這部新版的《塵埃落定》中讀到什麼?

阿來:既然我們説它經典,我覺得就像今天我講的,古往今來的文學當中,那種恆定的審美,乃至於精神性的東西,都可以歸在《塵埃落定》裏。我更想説的是什麼呢?大家總在問年輕一代的文學,我覺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東西,大家看的是故事。

《塵埃落定》出版的時候關係到的那些人,有的人説年輕人總要上一代人來肯定,我並不同意這種觀點。1998年《塵埃落定》首次出版的時候我才30多歲,張福海差不多也是同年。那時候的批評家、出版的推手以及創作者其實是一代人。我們是自我成就,而不是像今天大家總説年輕人的成長是完全靠誰扶持的一樣。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一代人自己要形成一個新的文化生態,光有一些寫手是不夠的。當時我們和那一代批評家都是同齡人,年齡就相差幾歲,有更多的相同的價值觀、精神追求和共同的語言,所以後來共同成就。

都靚:最後還有一個來自直播間讀者的問題,問的是:少數民族文學在漢語文學中有何獨特的作用?

李敬澤:中國的文學是以漢語為主體的文學,而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文學是一個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來源,或者説它的活力的來源、創造力的來源,就是我們的56個民族,每個民族有的有自己獨特的語言形式。有的是直接用漢語,但是可以説每個民族在歷史發展中都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傳統、文化、生活形態等等。

我們為什麼説中華民族的文學是一個多元一體的偉大的共同體呢?這種多元就是它活力的來源,這意味着大量的多樣化和差異化,而就是在這樣的獨特和差異中,文學獲得了更大的空間。實際上就阿來而言,當然肯定是不能僅僅在藏族文學的範圍裏去理解他。但是阿來顯然是身處一個從藏族、藏區到整個中國,乃至於到世界的一個廣闊的、層層疊疊的空間裏。從阿來的身上,我們能夠看到一個作家如何從他最具體的獨特性出發,把這個獨特性錘鍊成為一個能夠到整個中國,再能夠到整個世界的一種有力的文學表達,建構一個獨特的文學世界。

都靚:那我想問您一個小問題,您認為阿來老師這本《塵埃落定》,在目前的現代文學領域中做一個排序的話,您怎麼排?

李敬澤:其實我們都知道對於文學來講,排序是毫無疑義的一件事,但是這並不意味着説我們對文學無法作出一個大體的評價。客觀地説,通過時間,更重要的是通過時間中一代又一代讀者的閲讀,總會有一些東西留下來,這些留下來的東西隨着時間的推移,可能會越來越少,但是留下來的作品一定是經過考驗的,是實在的。至少現在我可以差不多有信心地説,如果倒過來讓我給1998年產出的作品排一個序的話,我能評出來第一名,那就是《塵埃落定》。

都靚:非常有技巧性的回答。讀者非常踴躍,最後一個問題。“我是解放日報的記者,想請教阿來老師,您之前有做過《科幻世界》的主編,您認為這份工作或者這樣的經歷,對你有沒有什麼職業方面的影響?”

阿來:我是1996年去的《科幻世界》,當時也是《塵埃落定》出版遇到困難的時候。其中有一個困難敬澤剛才已經講過,大家對少數民族題材有點敏感。第二個是當時有些出版人説需要市場化,説我這種東西太雅了。如果市場化,就要將作品寫得更俗一點。現在我們説市場化的時候,其實就是把讀者往低想,並且把這個等同於市場化,然後就考慮俗的東西就多了。可以説,這是今天的出版界或者整個文化生產的一個通病。

當時我就不太相信這個。剛好就有一個機會,我有一個朋友説他們們有份雜誌辦起來很艱難,發行量三萬份,就是初創的《科幻世界》,問我願不願意來。其實當時我還可以去電視台,後來我覺得,去電視台可能收入會比較高,因為那時候電視很受歡迎,但我下定決心要去這個雜誌,就想要試一把。都説文化市場都就低不就高,我要去辦一個《科幻世界》,這樣一類在中國人心目當中很陌生的文學。我不相信一味迎合市場就能成功,稍微有點文化堅持就不能成功。過了兩年我就做了這個雜誌社的總編輯。雜誌是按照我們的思路去辦的,那個時候達到了60萬份的發行量。

我們今天説要有品格,當然不是指閉門造車,也要學習怎麼做營銷、怎麼做渠道。如果把這一套商業的東西學到手,同時也堅持品格,我相信並不用像我們過去的文化市場那樣,一定要往低往俗做才能成功。我的經歷至少印證了這一點,加上《塵埃落定》出版以後有這樣的好運氣,使我對現在中國的還在閲讀的人是抱有信心的。其實這不光是我們對我們的文學、我們的文化,對大家通常講的雅俗以及市場和文學的爭論。我們最終要考慮的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種文化,在世界上呈現出了一個什麼格調、什麼品質,什麼標準。而今天我們如果只剩下一個掙錢的標準,這個文化確實是悲哀的。我覺得我們其實遇到了好的時代,《塵埃落定》也是一個證明。在這個時代我們可以掙到錢,同時也不失標準,就是説我們不需要趴在地上去撿錢,我們直着腰也可以把錢掙了。

我在《科幻世界》做了10年,覺得2007年的時候確實應該多寫一點東西,因為那10年間我只是在做雜誌,幾乎沒有寫作。

都靚:有一個讀者在下面留言,感謝阿來老師對中國科幻文學作出的管理學上的推動。還有最後一分鐘,有請我們幾位老師對今天所有,不管在座的還是屏幕另一邊的讀者,送出一句新年寄語。

曹元勇:我感覺在這樣一個變化多端的年代,做一個像《塵埃落定》裏面的二少爺一樣的人,傻乎乎的,但是也聽天由命,挺好的。

關正文:我對二少爺的印象有點不太一樣,在我的理解裏面,只有這個被稱作傻子的少爺,才是真正的智慧者。所以如果説寄語,我希望大家多閲讀,讓自己變成智慧的擁有者。

李敬澤:已經到點兒了,所以祝大家新年好,注意戴口罩。謝謝!

阿來:我在另一本書做了題記,是我家鄉母語的祝福語,是説人生都在道路上行走,直譯過來就是:願你面前的道路是筆直的。謝謝大家。